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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 | 重思“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路在何方?_最全微信文章素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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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 | 重思“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发布人:群推广 / 发布时间:2019-05-27 10:30:01    热度:281

2005年,钱学森曾很有感慨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近日,任正非在访谈中又表示了对我国教育事

 

 


 

2005年,钱学森曾很有感慨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近日,任正非在访谈中又表示了对我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育的焦虑,也有人称其为“任正非之问”。中国教育怎样发展,如何培育创新人才,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值得每一个人思索。本文主要是从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出发探讨这个话题,但其中提到的问题与解决路径,具有普遍性意义。我们特推出这篇文章以飨读者,并期待从钱学森到任正非的一次次追问,能够在教育事业的社会担当上得到回应。

——编者按


 


重思“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王一川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原题为《中国教育:应在质疑声中勇于担当——兼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有删减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给我以强烈触动,不得不有感而发。

第一件事是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大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及相关社会人士,引发了种种热烈回应和激烈争议。要理解这个问题,同时还需要提到一个更早的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背景性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超同时期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与此同时,曾经在科技领域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乘势拓展出近代科学,而是让它诞生在17世纪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一“问”一“难”确实困扰着我国教育界,引发众说纷纭。


 

钱学森谈到中国教育和人才培育的问题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与“难”题都过分宏大而难以简单应对,那么,第二件事就显得相对具体些,这就是最近出现了所谓“近30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的惊世之论。在这种似乎谁批评教育、谁就能赢得喝彩的特殊背景下,不少知名人士都加入到激烈批评甚至讨伐中国教育的行列中。这样的尖锐质疑和激烈批评声音所造成的社会震荡效应,已经远远胜过那些以改革姿态去回应的声音了,从而使得中国教育没救了的悲观舆论迅速弥漫开来。

 

同上面两件事相比,第三件事就更显得具体而令人困惑了:我国高考考生的升学道路近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是从国内高考为主及境外高考为辅的一条道路,也就是一主一辅道路,已经赫然裂变为国内高考和国外高考两条平行而不交叉的道路了,它们之间甚至已经截然分离,不可兼得。这同时意味着两个严峻后果:一是中学生及其家长必须面临参加国内高考和国外高考两难选择;二是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和趋势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到境外上大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格外突出:一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其家长对中国教育体制感到失望而对境外教育寄予厚望;二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具备或千方百计地具备送子女出国的经济条件。不久前的一则报道指出,现在去美国读本科,起步价是100万元,留学前的考试和培训费用也数目不菲,最贵的培训班,学费高达20万元。要实现在国外读大学本科的梦想,需要艰辛的学习和准备,更需要金钱“铺路”:要投资的不仅有学费、语言培训费等“显性费用”,还有环境、人脉、经历、视野等“隐性投资”。但高成本挡不住中国家长的热情,留学已不再是资产千万元级以上家庭的专利,留学家庭正在从富人向较为富裕的家庭甚至一般工薪家庭发展。不少家庭倾尽全力,甚至负债都要送孩子出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内,如果上不了名校,在就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竞争力,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应当讲,上面这些叩问、质疑、批评及艺术虚构并非空穴来风,而都有一定的社会事实根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个迫切而又重要的问题:无力培养和造就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急需的优秀人才及拔尖创新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教育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诊断其症候并提出疗救的药方,无论如何都有必要。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当相信,在中国高等教育环境目前条件下,积极的反思、重塑自信心,尤其是扎扎实实的改革和建设,远比单纯的质疑和批评更加必要和紧迫,更远比简单地选择离开更有担当。因为,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不得不遭遇既定历史条件而又懂得担当并决心改变的那些人,才有可能去改变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开创中国教育的新局面。当然,随时虚心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甚至尖锐指责,同样必要。因为,它们会随时随地让教育界人士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拿高等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来说,优秀文化产业人才或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应当怎样培养?这个问题在当前来看,已经远不只是文化产业教育界自身的问题了,而是牵涉到远为宽广而又复杂的社会各界。虽然它直接地表现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界自身的种种问题,但实际上却凸显出更宽阔而复杂的社会各界的综合性问题。板子可以打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界身上,但问责的锋芒却应指向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才培养问题历来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固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难免简单化。就这一点来说,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教授近来对创新人才及创新文化等提出的新看法,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领域应当有借鉴价值。他认为,创新概念的主要所指在于“跳出框框思考”。由此出发,他指出凡是创新人才应符合如下特征:一是好奇心强,拥有强烈的兴趣和健全而广阔的知识;二是坚毅、乐观、个性突出;三是善于沟通、协作。按我的理解,这三点特征分别突出了指向未来的好奇心或想象力、指向当下的韧性和务实精神,以及指向周围的协作及管理能力。我感觉每一条都必不可少。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教授


 

不过,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论述重点在于强调:创新人才可以培养,但不能成批铸造;与其刻意找出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不如致力于建设创新文化。也就是说,在当前来说,建设创新文化环境远比建设创新人才模式本身更重要。他还认识到,创新文化环境建设是与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每个民族都难以否认、更难以摆脱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任何社会也都能够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塑造自己的未来,就像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未来一样。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可能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到创新文化的建设,想要建设创新文化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自觉性。他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建设创新文化需要涉及的几个方面或创新文化环境构成的几个条件:第一,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第二,对科学和艺术的评价要基于互相比较和公开讨论;第三,需要有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激励制度。这些观点是有启迪价值的,更通过古今中外的精彩实例分析而显示了说服力。重要的是,它们都颇有现实针对性和合理性,突出了建设和改造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人才培养环境对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显然,对于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来说,要走出当前困境,回应社会各界的严肃质疑和激烈批评,需要同时面对如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大致呈现为从隐到显的序列:第一,文化产业教育界所置身于其中的更大的社会体制,是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性支撑系统,这个系统规定文化界的人才培养目标、标准和规格等具体环节。这个社会体制系统虽然直接地包含张信刚教授所提及的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激励制度等层面,但同时还必然涉及相关的政治制度、用人制度及更加隐蔽而又实质地起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等层面。例如,当前中国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之一,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缺乏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环境及机制,从而显示出竞争的无序和混乱,令学生、家长及相关社会各界陷入紧张中。第二,当下文化产业教育界所依赖的社会生活环境,包括国内国际传媒发展动向、创意产业新趋势、时尚圈动态等,它们共同影响着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走向。第三,文化产业教育界所浸润于其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传统,以及现代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一部分的外来文化因子等,规定了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深层特色。第四,文化产业教育界所面临的受教育者个体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学生个性的养成。第五,文化产业教育界所具体运行于其中的高校教育系统,如全国性学科专业分类、特定高校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及跨学科交融环境、高校之间及其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互动环境等,会规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具体产品形态。这五个层面或序列只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一些主要的方面,但却应当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华为总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如果上面的五个层面描述或多或少有着合理之处,那么,可以看到,当前各类文化产业学科在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领域应需要妥善处理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社会体制上,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及相关法规体制改革,改变官与民之间在利用优质教育资源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显性制度偏斜和隐性制度偏斜,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能在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体制监护下参加到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中,确保真正有志向的优秀人才获得应得的受教育与发展权利,而不致让他们因体制不公而远走异国他乡(当然选择出国受教育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第二,在社会环境上,应把握社会功利需求与无功利心态的平衡。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既适应社会建设发出的功利要求,培养学生的短时段的实用性素养和能力,同时又注重超越当下社会功利需求而培育学生的长时段的理想观念和完美人格素养。如果只专注于短时段的功利需求而缺乏长时段无功利心态的养成,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就还会被一再推迟或耽误。

 

第三,在文化传统上,应寻求世界性知识与地方性传统的融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文化产业教育的前沿知识体系,以便尽快融入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主流之中;但同样重要的是,传承并转化本民族古往今来的创新人才培养传统,确保我们的优秀人才能深深地植根在本民族文化土壤里。这就需要我们高度注重世界性知识与地方性传统的融会。 席勒和马克思先后倡导的“完整人”理念、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的思想、美国著名的“重建本科教育博伊报告集”所提出的“把被动的知识传承转化为主动的知识探究”的策略,都值得借鉴。但是,它们都应当同我国自身的人才培养传统形成相互交融和协调,例如儒家的“依仁游艺”、道家的“乘物游心”、佛家的“磨砖作镜”等教育理念与传统。

 

爱因斯坦


 

第四,在个体发展上,应妥善处理集体规训与个体自由的矛盾。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应当既懂得遵守社会体制所规定的集体纪律、规则或要求,但同时又能自觉地向往和追求个体自由,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展开自由的创造。没有个体的自由创造,就不可能有优秀文化产业人才脱颖而出。

 

第五,在高校系统上,应实现文化产业专业技能与跨学科想象的互动。我们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当然要在特定的专业平台上进行,没有特定的专业,学生就不可能获得专门技能的养成。但是,学生仅仅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养成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文化产业创新人才,需要把专业技能的养成同跨学科专业的想象力培育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往往既来自特定专业,也来自跨专业。在当前条件下甚至可以说,往往是跨学科或跨专业的交融环境,更能激活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超常智慧和创造力。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当前文化产业创新的使命是如此迫切,以致跨专业交融的人才更能承担如此重任。往往是跨学科或跨专业的交融环境,更能激活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超常智慧和创造力。

 

这是文化产业教育受到质疑的时代,更是文化产业教育在质疑声中奋勇担当的时代。 笔者知道,上述粗浅想法还远远不足以回应有关对高等教育优秀人才培养缺失的批评,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整个高等教育界的专家们都能自觉地行动起来,团结全社会仁人志士,一道从事长期、扎实和不懈的教育改革行动,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扎扎实实的奋斗和建设,开拓出中国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天地。顺便说,对中国文化产业教育现状,批评或离开都无疑是一种具备某种合理性的高调选择。至于批判后的建设、离开后的返回,也都是可以理解的公民权利。我个人也愿意高调选择当中国教育的批评者和拒绝者,前提是如果那样确实能换来改变的话。但这绝不应当推导出道德绑架的理由,而更应当做的是,更加坚决地建设和改善公民能公平地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体制环境,更加尊重公民的自觉的社会担当和务实的建设姿态。其实,真正低调而又朴素的合理选择,是来自那些一直坚定地信赖和支持中国教育的绝大多数家长、学子和校友,以及那些一直在这片园地里默默耕耘、辛勤奉献的教育界同仁。有着这样绵延不绝的沉默而又坚韧不拔的担当者,中国的文化产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是能够脚踏实地地迈向比现在更加合乎期待的未来的。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联络员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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