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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垃圾分类问题需摆脱功利主义价值观

发布人:群推广 / 发布时间:2019-06-24 16:29:56    热度:302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加速推进垃圾分类。上海将于今年7月1日实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面对相对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也出现了通过物质鼓励促进垃圾分类的建议。本文从解决环境危机角度展开讨论,可以对此提供启示。

 

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加速推进垃圾分类。上海将于今年7月1日实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面对相对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也出现了通过物质鼓励促进垃圾分类的建议。本文从解决环境危机角度展开讨论,可以对此提供启示。要解决相关问题,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体系调节,更需要从价值观上进行改变,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许多问题仍有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探究。
 

环境问题中的两个矛盾


 

要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问题,走出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笔者以为,必须从根本上重构环境治理的基本结构,同时,还必须努力设法转变广大社会成员被市场所整塑出来的片面的、单维的价值观,特别是环境价值观。


 

环境问题之所以会愈演愈烈到今天这种严峻程度,事实上和两个矛盾密切相关。第一是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和环境代价收益者之间的不对称。也就是说,造成环境破坏、环境危机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以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收益的主要享有者,只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小部分人,在今日的经济体系中,主要是与资本和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在以GDP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的情况下)。而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则远远不止于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主体,而是生活栖息于环境中的所有社会成员。如果考虑到对于环境危机之承受、应对能力上的差异,那么,环境破坏的真正实际受害者恰恰不是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主体,而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因为前者可以凭借其经济上的实力有效地应对、躲避环境破坏的后果(如迁居),而后者则没有这种经济能力。

 

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的存在,遂导致那些造成环境破坏、环境危机的行为主体往往漠视环境问题,只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发动机,而没有环境治理的自觉意识。事实上,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和环境代价的收益者之间的不对称性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或者说表现为,所谓的“外部问题”。即,在作为今日经济运行之核心机制的市场中,环境问题是“外部问题”:环境没有市场价格,对于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特定企业而言,环境成本不是它的成本,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既非它的代价,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也非它的收益。因此,从利润动机出发,它一方面在排污时毫无顾忌,另一方面,在环境治理上则毫无动力。


 

环境问题对于市场而言是“外部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无法体现环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价值。这就涉及到造成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到今天这种严峻程度的第二个矛盾,那就是环境价值本身的深厚丰富性和市场取向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环境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多方面的价值。就像卡尔·波兰尼在批判土地市场时指出的那样:“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土地还“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土地还联系着特定的文化,承载着特定的历史。


 

但是,市场却根本不能反映环境(包含土地但不仅仅是土地)所蕴涵的深厚丰富的价值,它只能以市场价格的形式片面地体现后者的经济功能,也即,它只是以“值不值钱”、“值多少钱”、“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的眼光来衡量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因而与环境本身价值的丰富性背道而驰、格格不入。但是,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自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其统治地位以来,却正是这种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整塑了人们的价值观,使这样一种市场取向的、只关注经济效用、货币收益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心中,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意识。


 

事实上,马克思、齐美尔等经典理论家早就指出过,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是精神世界的灵魂,想尽办法追求、攫取、占有或花费尽可能多的金钱是这个世界中人们的最高动机:“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成了现代世界人们心目中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一切行动,惟有能赚钱、惟有能带来利润,才是有价值的。一切事物,惟有能进入市场交换而转变成金钱,其价值才能得到体现,才能被承认;而那些无法进入市场、无法以货币来表现自身的事物和要素则是没有价值的,包括人本身,当然也包括环境。“市场经济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头脑,它那套可鄙的行话已取代了我们最为神圣的道德语言和精神语言。”以这样一种市场取向的、极端狭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来看待人类与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必然导致认为自然环境的价值只在于它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至于自然环境本身的其他价值蕴涵,人们既看不到,也就不会欣赏、珍视和尊重。或者干脆说,没有经济效用,没有市场价值,就是没有价值。


 

由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经济利益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导致对于自然环境的一种没有丝毫尊重、没有丝毫节制甚至毫无禁忌的占用。至于这种改造、征服、占用是否破坏了自然环境,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对于没有价值的东西的破坏根本算不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造成环境破坏、环境危机之行为主体的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固然不会关心环境本身的代价,事实上,即使是环境代价的实际承受者,关心的也往往不是环境本身,而是环境代价换来的经济收益,如果这种收益(如对污染的经济赔偿)超过了对环境的原有利用方式(如种植水稻),他们就会接受这种代价。由此导致的结果可想而见,环境中那些能够进入市场、能够转变为经济效用的因素,往往被疯狂地压榨干净,而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因素,则遭到无情的压抑和摧残。


 

如果说,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和环境代价的收益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是造成环境危机的社会经济根源,那么,上述这种市场取向的、与环境本身价值的丰富性格格不入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则是环境危机的文化价值根源。而要走出环境危机,首先就必须从这两个根源上来着手。

改变功利主义价值观


 

要缓解乃至消除导致环境危机的社会经济根源,最直观、最自然的选择就是设法重建环境代价的承受者和环境代价的收益者之间的对称平衡。由于在今天现实的社会经济格局中,环境代价的收益者通常就是造成环境问题的行为主体,也即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因此,重建这种对称平衡的一种方式,就是设法加大企业在环境成本上的支出(这种支出既可以用于环境治理和保护,也可以直接用作对其他广大的环境代价的承受者的补偿),以促成其收益与代价上的平衡,进而约束其各项具有环境后果的行为决策。这是一种立足于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的方案选择。实际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环境经济学所着力的、将环境问题这一“外部问题”“内部化”的设想,就是这样一种方案。环境经济学想通过赋予自然环境以经济价值而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


 

在环境经济学家看来,环境退化不是市场作用的产物,而恰恰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只要环境资产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市场就不可能引导各家公司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因此,环境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将环境资产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如果清新的空气没有市场价格,那么,当一家工厂排放污染空气时,它仅仅将这种成本归之于外在社会,但并没有在市场内部把环境损害加以内化,或是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所体现。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观点讲,对这种现象的解决方式是在清新空气环境中建立市场,从而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其整个逻辑就是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但是,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所提出的这种方案是令人怀疑的。这里且不说这种方案所包含以及将导致的伦理价值上的问题——即由于环境所蕴涵的远远超越于经济效用的丰富而多维的价值从根本上讲不是市场所能体现和表达的,因而,如果硬将自然环境纳入市场体系,导致的将只能是一个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的、以经济价值(市场价格)取代和取缔环境其他价值的经济帝国,只能是市场经济对环境价值的“殖民化”——即使仅就这种方案的物质性、经济性的结果而言,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福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也是站不住脚的。


 

福斯特指出,为自然环境设定商品价格并建立市场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这种在市场中内化环境问题的方式也许在短期内可以使环境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最终则会加剧矛盾,深化危机。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或者说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绝对动力,使它只会一味地、本能性地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对自然环境本身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没有变,只要它的首要目标还是利润,那么,它就不可能超越“盈亏底线专制”,环境本身也就不可能成为它的目标,因而,所谓将外部成本内化,无非是将自然纳入狭隘单纯的金钱逻辑,从根本上讲,除了起到在市场价值体系之内将那些导致环境衰退的行为合法化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导致今日之环境危机的文化价值根源,是市场取向的、狭隘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环境本身价值之深厚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市场取向的、狭隘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所制约禁锢的不仅仅只是导致环境问题的那些行为主体,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生活于现代社会经济体制下的公民们。


 

如果不设法改变这种价值观,不改变人们习惯于从经济效用、金钱效益的角度来认识看待自然环境的倾向,那么,即使确立了环境治理体制,也依然不能保证环境问题的好转。


 

有个例子可以说极为典型地佐证了这一点。刊载于2007年第三期《天涯》杂志的《被劫持的村庄》一文叙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边上的一个村庄,由于几家污染企业的建立,特别是一家大型化肥厂的迁入,以前山清水秀的环境,如今已被污染得面目全非。空气中时时弥漫着恶臭的有毒废气,河水只一味滋养体格健硕、性情刚猛的苍蝇蚊虫,而根本不能入人之口,庄稼收成自然也大受影响。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当地的村民们却令人意想不到地与污染结成了“零距离”的、“共生共荣”的亲密关系!原因就在于,这些工厂的迁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经济收入:一些村民被招进了工厂,其务工的工资收入要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一些没有被招进工厂的村民倒是非常热心于、并且也非常精于收集这些工厂污染环境的证据,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为了以此为杀手锏向厂方索取高于在田地上种植庄稼的现金赔偿——而这恰恰也正是工厂所乐意接受的,因为,比起动辄几千万的治污投资,村民们的索赔简直是九牛一毛。


 

这样,作为污染者的厂方和作为污染“受害者”的村民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都维持现状,工厂不用投资治污,只需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赔付村民损失;村民承受污染损失,换取经济收入。事情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当听说这些工厂、特别是那家化肥厂有可能因污染环境而被列入关、停、并、转的“黑”名单时,村民们竟三番四次地请人写上访材料说明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集体签名按手印,吁请政府一定要保留这家“功勋卓著”的企业!


 

显而易见,在这个例子中,面对环境被污染的现实,村民们既不缺乏维护自身权益所必须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也不缺乏积极参与的意愿和实际行动,相反,他们非常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同时发挥群体参与的力量。但是,不幸的是,村民们的这种参与,他们向有关方面所施加的压力,最终不是为了推动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而是为了维持对环境的继续污染。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尽管作为环境污染的实际受害者,村民和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主体实际上并不是利益共同体,但是,由于他们和后者同样受到那种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禁锢,同样只是从经济效用、金钱收入的角度来看待认识环境,而不关心环境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后者破坏环境的同谋。


 

由此可见,只有在建立环境治理体制的同时,转变人们的环境价值观,环境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的好转。而只要人们依然普遍地禁锢于那种市场取向的狭隘功利主义价值观,从而不会在经济效用、金钱收益之外发现、欣赏、尊重环境本身所蕴涵的所有深厚丰富的价值,那么,被劫持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村庄,而是整个生态。因此,转变广大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文化前提。

在今日世界中,上述那种拜金的、狭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已几乎普遍地进入了人们的骨髓,金钱已久居人们心灵的神坛。一种与长久以来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懂得欣赏和尊重生态环境之深厚丰富的价值蕴涵的价值观的培育确立,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这过程中,诸如大众媒体、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方面应该在倡导、宣传、培育这种环境价值观方面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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