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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及东亚历史视野中的百年纪念研讨会

发布人:群推广 / 发布时间:2019-06-24 16:45:34    热度:651

2019年5月11日至12日,东京大学在驹场校区举办了“长时段及东亚历史视野中的‘五四’:百年纪念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的二十位学者提交了论文。

 

 

撰稿人:陈言
 

2019年5月11日至12日,东京大学在驹场校区举办了“长时段及东亚历史视野中的‘五四’:百年纪念研讨会”,来自中日两国的二十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会议的召集人强调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基于对历史的敬畏,理念上有如下特点:首先,是东亚的视野,尤其是日本的视野。不仅因为诸多与会者有留日访日经验,更在于日本也是一个观察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的现代性最为适中的角度。其次,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概念。因为更长时段才能揭示历史,而时段最终又必须还原至历史展开的地理场域。就本次会议而言,这一场域便是东亚。再者,本会也关注作为“精神”、作为“方法”的“五四”,因为它涉及现代知识分子认同建构问题,有资料证明战后日本也有同样的与“建构”“认同”有关的日本的“五四”精神。最后,研讨会尽可能让年轻的博士生参与讲评,毕竟,“五四”的主体本应该是青年。


 


东京大学的小森阳一在其题为《中国的“五四”精神、知识分子传统与现代日本的“九条会”精神》的主旨讲演中,阐述了从中国的“五·四”运动到日本“九条会”成立以来,东亚间的对抗和命运的连带,以及东亚知识分子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思想与行动的相互提携和呼应。比如受到滞留日本的孙文、章太炎等反抗强权的精神的鼓舞,留日的朝鲜学生于1919年发布“二八独立宣言书”,继而在朝鲜掀起反抗日本的“三一运动”,而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又从“三一运动”中汲取了思想资源。日本由于大学教育的发达以及言论界的确立,逐步实现由国民国家(又译民族国家)的公共性向市民的公共性的转换,然而日本近代教育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庚子赔款,近代以来天皇制度下日本所造成的殖民扩张和战争伤害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所以,被冠以“和平”象征的平成时代,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却无视自身遗留的诸多战争问题,并且出现了修宪动向。日本知识界为此成立了维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的“九条会”,不断联手市民开展运动,敦促日本承担起历史责任;同时韩国的市民运动也在烛照日本。从“五·四”知识人传统到日本“九条会”精神,小森意在提示知识人面对历史与时代问题时所应持有的态度,以及知识分子与市民联合的有效的抗争形式。在随后两天的会议过程中,会议的主旨和小森阳一的东亚视野不断产生回响。
 


 

长时段及东亚视野

 

朝鲜1919年“三一运动”在中国的回响,折射了20世纪东亚“弱小民族”之间围绕民族、国家、阶级等范畴,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跨地域联系和互动。南京大学李恭忠所作的《以邻为镜: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朝鲜“三一运动”》报告,就是对小森阳一所说的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报告人对“三一运动”之后二三十年间不同立场的中文文献进行梳理勾稽,指出伴随列宁式反帝革命理论的传入,中国国共两党共享民族主义话语,着眼中朝联合反帝的需求,注重阐扬“三一运动”精神。共产党人和左翼朝鲜独立运动活动家基于阶级视角,重视从三一运动中总结经验教训,强调革命群众通过国际联合斗争实现普遍解放。李教授指出,放到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在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变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和民族主义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通过“三一运动”这个“邻家镜像”去观察东亚地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联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以及“后五四”时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进程,更深刻地认识殖民地人民争取国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机制。“三一运动”所包孕的反帝斗争、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等要素,已经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实践中沉淀下来,具有了某种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的惯性,这种民族主义话语,连同其中包含的国际主义与民族本位之间的内在张力,势将对中国、东亚乃至国际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庆应义塾大学/南开大学段瑞聰认为李恭忠从公理与民族自决、帝国主义与民族革命、国际主义与普遍解放这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一议题视角独特,他建议报告人更为清晰地阐释“以邻为镜”的意涵、现代中国的起源问题,以及“国族”、“民族”和“国家”之异同,也期望报告人能够描述“三一运动”之当代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刘春勇所作的《从长时段视角重审“五·四”与晚明之关联——兼谈“文”之实践与行动性》报告,针对既有的“挑战-应对”的史学阐释框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平行-会合”的史学阐释范式,而能够支撑其根基的则是建基于“循环史观”之上的长历史时段视野。基于这一历史视野,他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有一个共通的最为根本的根基性认识,那就是保持“种”的健康与鲜活的生命力。然而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初的鲜活健康的生命力就会被遮蔽与弱化,于是人类常常会有一种“原始主义”的冲动,试图回复到生命力之健康与鲜活的源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再生”( Re-naissance)。无论西欧、中国还是日本,其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无可避免地走向文明的“再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西欧各自皆经历过两次大的“再生时代”∕“两次文艺复兴”。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始于唐宋变革之际,并持续了600年之久。晚明则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起点。晚明之后,中国从一个生命力衰弱颓废的“主静内省”的世界徐徐迈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主动向外”的世界。而在几乎差不多的时间里,西欧也同样经历了性质相近的两次文艺复兴运动。19世纪末,以尼采为起点的西欧扬弃了此前“内面”的世界,而朝着“一切皆流”的“主动外向”的世界高歌猛进。辛亥以及五四的中国,恰逢这两股性质相同的文艺复兴之潮的大“会合”,于是奏出了“第二次文艺复兴”以来中华民族历史的最强音,创造出了“力行实践”的艰苦卓绝的伟大历史。东京大学林少阳在讲评中一方面肯定了发表者导入“晚明”这一长时段视角对重申“五四”的重要意义,并且肯定了发表者就新文学源流说既有成果的系统整理,同时评论者也充分认同讲者对“文”的实践性的强调。另一方面,评论者也就讲者在方法论上依据梁启超、余英时思想史成果,同时就讲者视宋明亡国皆因主静,故视颜元(习斋)和李塨(恕谷)为主动之代表的观点,以及颜李在清末士人中的位置,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早稻田大学熊远报的《揭竿而起的书生——五百年中的“五·四”?》从全球史的角度探讨了16世纪与“五·四”的两层关联性:其一,16世纪世界告别传统社会经济系统,转向产业社会,其中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而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心怀富国强兵之志、而科学和民主尚未融入雪液的“五四”青年身上。其二,16世纪开启了东西方知识/智慧与信息的全球交换过程,这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面向国际的契机,这与“五四”面临的情形类似;“五四”之前被动的国际化情势,再加上产业时代新兴教育制度的确立,“五四”青年有别于科举制下的读书人,在中国转向产业化社会过程中,他们有作为精英的社会责任自觉和重新定位的方式,“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刚刚脱离科举制的知识分子尚未变成独立的个体,没有做好建立现代社会体制的充分的知识储备、心理和政治经验的准备,20世纪中国发生的诸多事件和变革中的挫折,都与同时代精英阶层的弱小晚熟、以及“五四”时期形成的新传统有关。
 


东京大学林少阳的《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世”论及“明治维新”周年庆的思想史考察——重审“五·四”中心史观的两个角度》,先是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百年庆的论争,然后梳理了日本中国史领域自内藤湖南以来有关中国史分期的争论,尤其是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就此问题的论争,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历史观和思想史问题。报告人在对“近世”的梳理中,尤其着重于明清中国史家岸本美绪的“近世”论。岸本将中国史“现代”的起点设定在16世纪,是基于全球复数的地方出现了“现代”的判断,从而引导出一个有所区别于内藤湖南将宋代视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唐宋变革”论。报告人认为岸本援引世界史尤其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所得出的“近世”观最为稳健和谨慎。报告人强调岸本关于中国早期现代性始于十六世纪的观点,旨在于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中国史的相关叙述和想象。另一方面,报告人详细考察了日本对“100周年明治维新”和“150周年明治维新”的不同反应,指出明治维新与直至1945年之前不间断的战争之间有密切关联,它是日本现代化运动取得一定成功后开始模仿西方帝国主义而走向帝国主义的一场运动,是日本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集体选择。报告人指出,汉语圈对明治维新的高度评价,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致,而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又与“明治中心”、“五四中心”的历史叙述的影响分不开。由于明治维新与“五·四”都在各自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被构建成“现代性”神话的起源,它切断了与此前的历史关联而变成了中心,这就遮蔽了此前历史的连续性和丰富性,也遮蔽了它与其后历史的关联。唯有打破中心论,长时段地看历史,才能理解现代化和追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明治维新与为“武治”/军国主义化的日本作铺垫的明治维新的内在统一性,才能理解“五·四”与其后中国命运的内在关联性。评论者日本学习院大学/四川大学的王瑞来认为林论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蕴涵有深刻的意义,在“五·四”在中国史以及思想史中后来的定位等问题值得更为广阔的展开。附带指出,宋史专家王瑞来本身也曾著有《中国近世: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书中提出“宋元变革”的命题。这也是理解评论人评论的一个背景。

东京大学铃木将久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五四”想象》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谭仁岸的《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与封建主义批判——兼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关注的都是中国的1980年代与“五四”的关联。铃木将久以改革开放之初的《这一代》和《青年论坛》这两个大学生杂志为个案,来分析1980年代初期大学生对“五四”的想象、进行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以及展开过程。铃木撇开李泽厚等重要的思想家,将目光投向大学生群体,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年龄不同、经验有别、背景各异,由他们构成的校园成为动态性启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带。从《这一代》(1979年创刊)到《青年论坛》(1984年创刊),杂志从文学创作转向理论构建,大学生们有意识地借鉴“五·四”启蒙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和试图变革现实,并在提出理论构建之后,不断展开话题讨论;此外通过与《读书》、《人民日报》等报刊的互动,达成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杂志在借鉴“五四”资源的同时,通过中西比较论也动摇了对“五四”的单一性想象,提供了打破禁区的学术平台。
 

谭仁岸则是从整体上探讨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谭仁岸深入到1980年代文化讨论的具体脉络之中,考察彼时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反封建”这两个自“五四”以来绵延不绝的问题,呈现了这些“文化”话语和“反封建”话语的历史特征、政治含义、逻辑走向和危机意识。


本着观史必须从历史的变化处着眼的原则,铃木报告的评议人北京邮电大学的宋声泉指出,我们当下的历史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于1980年代的语境,以其时“五四”想象为议题,体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兼备的眼光。中国社科院的彭春凌认为,现在对五四运动的讨论,多是“向前看”,从晚清以降新思潮逐步的酝酿来观察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生成与展开,而谭仁岸《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与封建主义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一文采取了“向后看”的视角,分析对五四的阐述如何介入二十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文章格局大,拥有整体性的全景视野,将史学上文化史学的兴起与文学上的寻根运动都纳入到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范畴。文章分析八十年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与实际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很精彩。文章史料丰富,有存史的目的。文章用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来审视八十年代的五四话语,进而试图重构五四的历史图景。然而,如何看待五四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遗产,以及自由主义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延续到五四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所受到的挑战,是可以持续思考的问题。


 

清末以来的留学生日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动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从推翻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建立共和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留学生成了革命和运动的母体和中流砥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京华的《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留学怪圈——中国百年留学现象的反思》回溯了中国百年留学(精神)史,对21世纪的留学目标提出了更为高远的设想。他从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下的《非留学篇》谈起,指出胡适将留学问题置于东西方文明撞击与汇通的大背景下,认为留学的目的在于创造新文明,反对竞相效仿趋之若鹜的留学,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主张。进入21世纪,甘阳从中国高校改革的问题角度提出留学运动应该结束的主张。报告人认为依靠文明冲突论或者文化抗争式的二元思维,无法真正构筑起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文化互通”目标,有必要转变留学运动背后的求法与传道的思维模式,让留学回归留学本身,基于共同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欲求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丰富自己的同时也将繁荣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如此,一百年来中国人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矛盾心理和精神冲突也才得以终结。东京大学的访问留日博士生柏奕旻认为报告人的议题构成了她自我反思的契机,她从王国维鲜被关注的留学论出发,指出王氏对安排留学制度和形成“运动”的留学现象之弊端批判的思想史意义,进而对三个颇具理论化价值的核心难题加以探讨,即(一)、如果满足于将历史的想象力与自我意识收束到现代世界霸权体制的逻辑中,那么“求法”与“传道”的留学模式及其国家主体将不断再生产,它可能变更具体对象,但关键的逻辑锁链并未被切断,因此赵文中提请注意的“反向申诉抗辩”现象及其教益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二)、“文化”范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政治”变革的动力与方法,即,如何使“文化”成为一个真正摆脱非政治性的浪漫主义式的概念;(三)、柏奕旻从自身留学经验出发,指出她本人选择留学,一是“以他者为他者”,学着以如其所是的方式理解日本;二是“以他者为自我之镜”,使日本经验烛照内在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从“世界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双向视角来探讨留学模式的“变”与“守”。


 

邻人视线


 

对于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日本不仅是最为深切的注视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介入者,故而多位报告人依据不同的史料,来剖析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日本人对“五·四”的理解与参与。北京邮电大学宋声泉的《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交织——波多野乾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时观察》,通过梳理波多野乾一(1890-1963)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著述,认为他是有洞见的“中国通”,是注重资料搜集的专家型媒体人,颠覆了波多野历来的京剧研究者的单一形象。宋声泉主要利用两份波多野的著述材料来介绍其新文化运动论:《东方时论》1920年“新年号”上的《中国的黎明运动与其中心人物》,《现代中国》第二章中“作为改造基调的文化运动”;他还借用其1946年《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一文,分析了波多野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变化。与日本舆论界(其实也就是少数汉学家和报道中国问题的媒体人)普遍关注中国的排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保守视野不同,波多野乾一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放在中国的具体时空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内在关联性;他在全面把握推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演化的基础上,从民初政党政治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揭示出各方政治势力的企图和动作,而且波多野并不截然地将新文化运动区分为政治性的或者思想性的运动,而是勾勒这两者的交涉互动,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总体性判断;波多野还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排日运动做了切割,认定后者最初的指导者并非是前者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胡适,而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会系。宋声泉认为波多野的这种重返政治性视阈与方法论为多歧性的“五四”论述找到了叙述的坐标,是“走出周策纵”的有效途径。在生动地呈现波多野对中国“五四”运动的深刻理解,宋声泉并没有回避波多野缺乏深刻自省的殖民心态,以及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逃避态度。宋声泉对波多野的独特感受和著述得到了厦门大学郭颖的肯定,郭颖同时通过对《现代支那》的细读,指出了波多野对日观的矛盾复杂性,补充了宋论的视野。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陈继东的《邻人的视线:日本大正时期中国研究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报告选取了诸桥辙次、青木正儿和内藤湖南这三位汉学家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反应,指出诸桥因瞩目新文化运动的反日排日倾向而强调运动的民族主义性格;青木认为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不等同反传统,是用新的手段更好地理解传统和发现被轻视的传统,重估其价值,并且主张不轻易对中国的情势做价值判断;内藤湖南则完全无视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认为运动是浅薄的中国青年对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无知导致的,内藤的冷眼批判表明他认为文化中心开始转移到日本,而这既可以看作是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又是对东亚一体的区域性文化认同的重构。陈继东通过对三个个案的详细梳理,认为如果将全球化的视野缩小到东亚这一区域的话,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体现了东亚区域间既存文化秩序相互竞争的紧张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融入普遍性的思想行为,也具有民族主义重建的性格。而清楚地体现这一性质的即来自日本的反应。一桥大学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王晴对陈论所引发的兴趣是,上述三位日本学人的三种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背后却有共同的关怀:以东亚为单位的文化主体如何在世界性“现代”话语的冲击下保持其既存形态,由此引发的问题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共同关怀背后所暗含的文化焦虑;另一方面,这三位日本学人无论从年龄、身份和学养上看都不同,报告人是出于怎样的初衷将其并列论述的呢?
 


南京大学孙江的报告《到中国去:“五四事件”与日本知识界》,从《万朝报》上一则不起眼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早坂二郎被捕案入手,爬梳了围绕这位据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日本学生的人事关系,阐述了“五·四”事件之后东京大学社会主义学生组织“新人会”的核心人物及其导师吉野作造等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应和介入,论述了“新人会”的激进左翼活动家在考察中国的排日运动之后,趁机造访日军占领下的俄国海参崴,且因为在日本散发革命宣传小册子而有成员被捕的事实。孙江教授指出:吉野力促旧交李大钊实现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计划、亦即“中日提携”,其间的顿挫与变形表明,吉野与李大钊之间、吉野与“新人会”成员之间都存在政治思想的分歧:吉野要防堵“过激思想”,李大钊和“新人会”成员则要导入“过激思想”。孙江教授进一步指出:吉野作造的诉求有其自身的得墨克拉西的困境: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情理解,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温情批判。报告人由此阐明:作为语词和概念的democracy来历分明,但作为实践的、历史的democracy则呈现出让人们误以为具有历史本真性的“假象”,因此必须穿越“假象”,剥离掉其中所缠绕的话语和权力,从而接近“事象”,进而直观“事实”。谭仁岸指出孙论以侦探破案的手法还原了“五四”运动的另外一个历史现场,弥补了内部视角的不足;同时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似乎只存在于被侵略压迫的弱小民族之间,在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在很多历史事件中看到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扩张诉求的合体,因此,与其说这是吉野民主主义的悖论,将其称之为公义平等原则贯彻的不彻底是否更合适?

华东师范大学李永晶的《五四运动在日本:另一种“当事者”的体验、认知及其意义》从一种广域的、非民族国家的视角,论述了“五四”运动另外一种“世界”属性。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形成过程和所产生所影响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国自身;“五四”运动另外意义上的一个主要“当事者”,即日本,同样通过对“五四”运动的观察、评价与解释,在特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历史走向。报告人沿着时代脉络,通过日本部分学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叙事,分析了这一事件对日本产生的共时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日本对这一具体事件的认知以及围绕事件所生成的意义体系。报告人最后指出,将“五四”运动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中“解放”出来,我们会看到已经消逝的历史的另外一种真实面相;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新获得的事实中,探寻出面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新的眼光以及新的意义。日本弘前大学李梁对李论清晰地呈现了战后日本几代学人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让我们获得了卓富意义的启示。李梁同时指出,李永晶的报告涉及的大多属于所谓的进步学者,他们大多“显然服务于战后日本自我意识的变革与精神重建”,还是不免受历史情境及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由此提出的疑问是:报告人选择这一角度,是否是本文所谓“革命中国”的“超近代论”的意涵所指,那么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究竟如何呢?李梁由此生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报告人在文中所说的“在历史认知活动中,超越实证知识的我们的心智结构”具体何指?它是否就是本文所倡导的“将历史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的智识任务”?并且,一旦我们将历史从民族叙事中解放出来的话,是否即可乐观地看到“通过详尽的历史考证,尽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有助于人们缩小分歧,甚至一定程度达到历史的和解”这一美妙的情景?
 


 

“五四”的“在地化”

 

“五四”运动波及地方,结合地方的历史形态不断演化,其在地化的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地方与中心的关系引起多位报告人的注意。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勾画的是“五四”运动爆发后波及香港,随着香港的情势变化而不断“在地化”的百年流变形态。武汉大学裴亮同样沿着“地方化”的研究背景与方法路径,将“五四”之前的文学革命与之后的新文学发展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视野,选择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作为个案,以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在“五四”前后的文学活动为切入口,对广州新文学的发生进行了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与探讨。关西学院大学赵怡梳理的则是1930年代之后法国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成果的译介情况。

陈学然在其《家国之间:“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的报告中指出,运动波及香港之初,便受到港英政府及在地绅商压制。无论是政治层面的“五四”,还是一直运而不动的文化层面的“五四”,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内地政局大变后随着人口的流动才进驻香港,出现在媒体和学校教育领域的。南来知识分子通过纪念“五四”来唤起人们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思想觉悟与自主意识。1940年代以来,“五四”成为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攻讦时所争夺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遗产;同时,南来者对于时代问题、当世学术思想发展的思考也都借助“五四”资源,或总结历史得失,或思考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折射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们却较少关注香港在地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直到1970年代前后,战后第一代大学生才针对周遭的社会问题,动用“五四”资源,面向在地殖民地社会发出革新求变之声。回归后的香港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五·四”周年纪念大会或大巡游,有关“五四”话语成了知识社群表达爱港爱国的思想场域。香港百年历史的独特性造成了香港“五四”的独特性,不过它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发展息息相关,在历史文化上与中国内地保持统一性与普遍性。陈学然通过香港这个个案,提示我们注意由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差异,两者间的同一性、统一性,以及断裂性、差异性,如何处理后者,需要政治智慧。


 

裴亮在其报告《“五四”在南国:私立岭南大学与广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中指出,作为近代的通商口岸和思想、社会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广州有与华北、华中文化圈既相呼应又迥然不同的岭南文化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和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成立于当时的私立岭南大学,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888年美北长老教会出资创办的格致书院,1900年更名为岭南学堂。裴亮就广州分会的结成历程、核心会员的构成状况、成立轨迹、创作活动、会刊《文学》的创办情况及其与北京“总部”、上海“分会”的相互关係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指出以岭南大学的师生为核心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在广州地区新文学理论的导入、新作家群体的育成以及外国文学的译介等方面成绩卓著,开创了广州新文学的新局面。裴亮通过梳理“五四”前后广州地区新文学的发生过程,为我们从空间上共时性地呈现出了以北京为代表的华北、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全景图。东京大学交换博士生吕欣指出裴论以下见大,论述颇见功力,同时认为裴论通篇处理的是“地域性”问题,因此应该对“岭南”、“南国”和“广州”这三个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对“岭南文化”展开更为详细的探讨。
 


赵怡的《〈新法兰西评论〉(NRF)之中国新文学介绍——新文化运动与中法文化交流》报告指出:1910年代中法两国政府合作设立了一系列教育机构,办学过程因为实施了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原则,促生了中法文化交流的辉煌成果。在此一背景下,法国著名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评论》于1930年前后刊载了一系列译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中国新文学家的作品,译介者包含了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以及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徐仲年。赵怡教授围绕该杂志,详细考察了两国文化教育合作事业以及译介活动所呈现出的尊重彼此文化传统、高层参与、平等合作、双向多面的特点,以及伴随译介足迹所涵盖的里昂、巴黎、北京和上海的中法文学文化交流的不同面相,在拓展新文化运动在海外传播路径的同时,丰富了我们对中法关系的认知。评议人张业松认为赵论尤其是对或可称为“现代文化的同时代性”的现象,和徐仲年对与1930年代上海现代派的关系的披露,令人大开眼界。

 

“五四”人物重议


 

追溯“五四”人物,周氏兄弟仍然成为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重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炳月作的《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认识》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是以儿童问题为起点的,五四时期鲁迅阐述的“幼者本位”是一种新的伦理观,它将长者对幼者的“恩”转化为“爱”,颠覆了传统的长幼伦理关系。鲁迅的阐述是以其自然观为基础的,因此其“幼者本位”具有自然观与伦理观的二重性。鲁迅“幼者本位”观念的形成,直接受到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影响。而且,在鲁迅这里,“幼者本位”与进化论发生关联,构成注重生命意志与生存权力的“幼者本位进化观”。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中,“幼者”作为一种角色,决定着相关作品的叙述方式、意义结构、美学面貌。比如,儿童兼有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两种身份的,其叙事角度同时具有一种价值层面的立场;而如果儿童单纯是小说人物即叙述对象的,那么儿童的命运往往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品的性质、意义结构或美学面貌。鲁迅的“幼者本位”主张存在于他这一时期的“立人”思想体系之中,他在提出此一主张的同时,也意识到幼者身上之“恶”而深感这一主张实现之困难,因此可以说鲁迅的一切批判话语,都是在发挥“救救孩子……”、实现“幼者本位”的功能。针对董论,东京大学访问博士生孙大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议,第一是针对鲁迅“幼者本位”的伦理观,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补充,即父权制何以在传统中国发生效力以及为何在现代社会逐渐失效;第二是考察了鲁迅在1919年写作的具体微观语境;第三点补充了周氏兄弟如何与白桦派发生了思想的共振;最后则是指出了鲁迅自叙文本的幼年鲁迅形象问题。


 

复旦大学张业松所作的《〈狂人日记〉百年祭》的报告,从《狂人日记》正文的“白话”与小序的“文言”的并置对立所提示的“新”“旧”问题切入,以百年来中外《狂人日记》阐释史为背景,以“狂人”名号系日记作者愈后自题、“候补”说法系来自“不可靠信源”的“被污染信息”以及日记结尾“救救孩子……”句尾的省略号等长期被忽略的细节为突破口,来重新定义《狂人日记》的经典性。张业松认为《狂人日记》的创出,来源于鲁迅长久以来的关怀,这里有赴日留学时期明治知识环境的熏陶,更多的是“从太炎游”的思想和人格典范作用所致,总体上属于晚清-民初自国(尤其是语言、文化上的)知识环境的产物,代表了这一时期“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其开创性意义,在于树立了现代自我的典型。“狂人”有自觉的反叛精神,其自我命名的“狂”体现在他的勇气和智慧上,敢于在历史、社会和家庭的各个层面挑战秩序和权力,并且不惧失败,狂人的形象里面有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启迪,根源上则取径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狂人日记》的文学贡献在于提供了两方面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白话的成功示范,提示并实践了文言、口语与欧化白话(翻译语体)的有机结合,促进形成新的书面文学语言;二是以文学捕捉、赋形、表征时代焦点的成功示范,开启内视点与外视点交互并用“反映现实”的尝试,在技术层面提升了汉语文学的表达手段。前者有力推进了白话文运动,后者开启了所谓“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尽管即使是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这个“现实主义”的命名值得讨论。一桥大学的访问博士生吴天舟认为从对中日时代语境的细致还原具体落实到“狂人”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的生成,堪称是一项几乎不能确证的工作,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硬下一个“必然”的判断。这一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让我们这些“五·四”的后人重新努力地回到当时的时空,去像鲁迅及其同时代的留学生们一样思索新知的刺激和本土的现实症结,做“五四”精神的“同时代人”。当然,以“五四”作为精神,离不开对它的详赡考证,因此高度评价报告所采取的经典的细读方法,认为这是体现论者个人特色的部分。


 

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的报告《鲁迅仰仗的他山之石——“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由鲁迅发表《狂人日记》15年后追述的白话小说创作经验——“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入手,探寻其留日时期通过异国语言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活动。论文从鲁迅由日本带回的剪报、《域外小说集》及新刊预告、其他翻译作品、独逸语专修学校的教科书、鲁迅自述文字、周作人回忆以及鲁迅留日时购藏的外国文学作品等依据,逐步缩小“百来篇外国作品”的寻绎范围,列出明确篇目,同时比较鲁迅初抵东京和再度东京时期的阅读状态、阅读视野、阅读途径与方法,特别是深入分析了周氏兄弟彼此在场的再度东京时期,其对俄国及其他东欧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深度阅读与开垦初探。报告认为,明治东京是鲁迅以异国语言阅读和思考人类和万有,自身母语在持存中历经分娩阵痛的此在。与世界文学发生链接,与人类一体的融入,消解掉了“幻灯片事件”导致“弃医从文”这一鲁迅文学创生的起点思维。作者继而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无所适从的理科生周树人成长为文学家鲁迅的线性上升过程,或是迂回发现自我精神界战士之面相的思想流脉,每一个当下均成就鲁迅的文学自觉。京都大学访问博士研究生周旻认为对这“百来篇外国作品”进行梳理是整体性把握鲁迅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它涉及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材源问题,也为探寻鲁迅如何做起小说来提供了可能的门径。她还指出,鲁迅的阅读习惯、周氏兄弟阅读的差异,周氏兄弟当时所见的文学史、文学评论等周边材料的定性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她还对附录作了补充。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言的《碑学脉络中的周作人——兼论他的同时代人》,从碑学谱系入手,指出晚清以来,由于西方人和日本人参与了中国的考古活动,和对中国美术史的撰写,使得中国知识人扩大了对美术范畴的理解,从原来的书法绘画扩展到了金石学领域,和20世纪前后发现的西北简牍和敦煌经卷,书法取法对象不断扩大,碑学不断兴盛,改变了千年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周作人及其朋侪留日时期学西学的同时,接受传统学问及新兴的碑学;在宣布废除一切传统束缚的“五四”热浪中,中国传统学问和艺术领域借助考古新发现,通过追溯源头,达到了革新的目的,故而在书法、国画、篆刻等领域迎来了有别于其他传统领域的“并非衰落的百年”。周作人及其朋侪共享碑学、金石学成果,对其探讨研究、收藏和转化它的固有形态,这增加了他们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他们在学问上不做架空之说,而碑学和金石学成果的流通也成为他们阐发理性、智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并且化作各自的艺术修养,成为行走坐卧间的风雅之物。从碑学脉络来考察周作人的活动,尤能凸显周氏1910年代通过访碑、考证碑刻、收藏碑石拓片等活动对地方知识的整合和“向下渗”的努力,体现他与碑学一脉晚明文人的亲和性,彰显他的理性之光、人情物理的特征和美学观念形成的源流。周作人身上文类杂糅的特征,提示我们以跨文化为路径来重建对他的阐释。庆应义塾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张明杰认为陈论从碑学脉络来考察周作人及其同时代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提醒论者注意碑学与帖学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在注意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二者的兼容性。


 

北京联合大学李自典的《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市治安防控管理述论》与本次会议的主旨有些游离,难以归类,故放在最后。她论述了政局不稳的民国时期,轮番上台的统治者不断出台的社会治安防控措施。东京大学访问博士生时嘉琪认为该文首次界定了“治安防控管理”的概念,其次勾勒出1912—1927年京师地区“治安防控管理机构”的设置情况,简要地提及“五四”学生运动中“治安防控管理”系统的应急状况,视角不失新鲜。不过时嘉琪同时质疑,在宗法制尚未被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取代的北洋政府时期,以“治安防控管理”来概括其时的警政制度,是否存在概念与历史时段的错位,是否有误读历史之嫌。

 

在圆桌讨论会上,孙江教授概括了“五四”所创造的三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其给自己命了名。“五四事件”发生不到两天,就有人将之称为“五四运动”,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第二个奇迹,是它同时创造了“五四”的元叙事。孙江教授认为,“五四”的metanarrative,第一是集体主义叙事,将其视为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第二是个人主义的叙事,类似于自由、个人崇高,解放。从这两个叙事中,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说,还能延伸出一个浪漫主义的叙事,一个现实主义的叙事,一个喜剧一个悲剧。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怎么谈论“五四”,都绕不开元叙事。而元叙事又创造了第三个奇迹,就是霸权,关于“五四”阐释的霸权。

针对这三种奇迹所要进行的反思,第一是关于命名,要回到事件本身去看它本来是怎样的,后来又是如何被叙述的,这两者要区别开来。“五四”之所以要继承,就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处。第二是如何反省元叙事。为什么反对长时段的滥用?因为长时段有一个危险,它是一个目的论的解释。在一个线性的时间轴上将不相干的东西笼络在一起,最终只能导致本质主义的历史解释。最后是针对阐释的霸权。“五四”不是我们思考的终止,而应被作为我们思考的开始。只有这样,“五四”才能变成我们自我解放的工具。这才是我们今天回忆和纪念它的目的所在。熊远报教授认为本次研讨会体现了多视点与复杂坐标,同时具有“幼者本位”意识,为年轻学者提供了质疑成熟学者的平台。他还指出,从全球史的视点来看中国史,会发现种种弊端,它表明跨界交流对拆除既设的藩篱有多么重要。


 

迄至研讨会的召开为止,本次研讨会是日本唯一的一场纪念百年“五四”的会议。同志社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指出,日本没有百年纪念活动,与 “五四”是日本知识分子最为看重并对之进行纪念的往昔(到1980年代为止)情形完全不同。村田教授回顾了以竹内好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会以及京都大学岛田虔次等人的“五四”视野及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指出1988年是分水岭,自那之后日本学界对“五四”渐趋冷淡。在日中国学者林少阳则反省道:“五四”在日本没有人纪念,我们是有责任的,因为中国不能再作为方法。林教授同时提出,我们纪念“五四”,并不是什么好事。作为中国的读书人,他希望有一天可以不去纪念“五四”,因为那种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了。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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