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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风险变迁与民生建设的回应

发布人:群推广 / 发布时间:2019-07-17 23:13:01    热度:695

贝克和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中告诫人们,随着现代技术和制度的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宏观的制度结构,还是在微观的社会生活层面,我们都正遭遇一系列的转型风险挑战。

 

梁波副教授


 

贝克和吉登斯在其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中告诫人们,随着现代技术和制度的发展,人类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当下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宏观的制度结构,还是在微观的社会生活层面,我们都正遭遇一系列的转型风险挑战。

然而,社会风险的高企和不断生产却并没有使得中国社会陷入高度失序的陷阱。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在结构转型和风险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生活何以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有序?关于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从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与生活关系、国家控制能力、合法性的再生产、社会自主性等角度给予了诸多有见解的解释。本文尝试从风险变迁与民生建设的关系角度出发,将观察的视域置于建国7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探讨性地分析:党通过什么样的民生建设有效地回应社会风险变迁及其影响,从而保障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序?


 

70年来,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民生建设作为一种风险的回应方式,始终与社会风险变迁呈现明显的共变关系,且体现为三个典型的阶段:一是1949—1985年间,以经济短缺和结构失序为主要来源的社会风险,相对应的是所谓单位化的民生建设阶段。二是1986—2011年间,以竞争和分化为主要来源的社会风险,相对应的是所谓制度化的民生建设阶段。三是2012年以来,以解构和重构为主要来源的社会风险,相对应的是所谓战略性的民生建设阶段。

短缺、失序的风险与单位化的民生建设阶段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正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革,经历了多次政治更替和战争洗礼,中国社会呈千疮百孔、民生凋敝、物质短缺、混乱失序的危机状态。比如,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城市,不仅经济生产受阻,金融不稳定,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居民失业和严重贫困的问题,城市社会处于高度失序的状态。有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党接受的是一个“饱经磨难”,“被从几个方向上深刻撕裂的社会”,“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公共秩序混乱,经历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极度落后,给领导人富强国家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在此特定的情境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国家治理和实现社会整合上面临着两重风险,即来自经济领域物质资源短缺的风险,以及来自社会生活领域失序的风险。无论是何种风险,都是党必须积极回应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风险的应对关涉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来源及政权的稳定。


 

由此,党清醒地认识到了以民生建设的路径来回应社会风险的重要性,并构建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民生建设措施。比如,在建国初期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从风险应对的组织化方式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党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单位化”的民生建设。面对民生凋敝和社会失序的现实,党建构起包含单位制、人民公社制等在内的一系列总体性的制度安排,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吸纳和规训,将社会生活逐步纳入体制控制的范畴和轨道。


 

在民生建设方面,单位就成为可以借助的重要组织与制度形式。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的重要体制,在保障人民群众较低水平的福利的同时,又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成员及社会生活的全面有效控制,从而有效地应对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社会风险(即便是在“文革”之后的震荡时期,单位化的民生建设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风险防范作用)。“在单位中,成员的福利完全是由单位来调控,从日常生活补贴到个人发展的费用支出;从职工婚丧福利到退休金和医疗费;从职工子女福利到困难职工补助等,单位考虑到了人的需要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详细周到。”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工人而言,单位成为了他们有效应对生活风险的主要手段,进而形成了对单位组织的高度福利依赖。这也意味着,单位化的民生建设使得单位成为了人们防范风险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单位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增加成员的潜在风险,比如1980年初国有企业经营困境对工人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竞争、分化的风险与制度化的民生建设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以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市场的观念及其机制逐渐渗透到广泛的社会生活,诸如GDP主义、锦标赛体制、发展主义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经济意识形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土地、劳动力、资本、公共事业等多领域的市场化变革,中国社会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困与落后状态中走出来,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市场竞争意识的过度张扬、社会利益的分化,中国社会陷入由于竞争与分化所带来的高风险社会。此时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些典型的新特征,比如,风险日益个体化,风险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出现了高度分化,底层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弱化;而由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发展,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危机、流行性疫病风险(非典为代表)、恐怖主义风险等,社会风险更加复合化。


 

面对上述高风险现实,党成功地建构起全面制度化的民生建设模式加以回应。也即,民生建设更多地通过体制与制度层面,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层面的建构为主要形式来展开,并得以普遍照应受风险影响的社会大众。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提出等,都充分反映了党对这一时期主要社会风险特征及其影响的清醒认知。由此,在经验制度层面,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大力推动了在扶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社会建设,重点加强了民生建设的制度建构和制度创新。比如,制定和实施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为民生建设提供了整体性的制度基础。


 

在这些政策制度的作用下,党和国家在农村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建立完善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新型养老保障制度;在城市逐渐完善了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建构了覆盖全面、保障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这些努力,党和国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应对主要社会风险的制度化的民生建设框架,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当然,这种制度化的民生建设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不断强化了社会大众对于更高水平制度性保障的心理预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给付的压力。

“中国70 年社会变迁与结构转型”圆桌会议现场

解构、重构的风险与战略性的民生建设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更为深刻、复杂、多维、超越传统的变迁。其中,以互联网、大数据、AI技术、航天科技、新型材料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新兴变量。新技术在加速改变中国社会生活、提升人们生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难以控制的社会风险。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不断解构传统上我们已经习惯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交往方式,并进一步深刻地重构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一个更加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环境变化影响,更加强调个体化、个性化特征的社会生活世界正在加速形成。


 

其中,所隐含的社会风险不仅具有高度弥散性、高度不确定性、复合叠加性(新旧风险同时出现)和分配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人们并不容易理解其生成和发生影响的机理,传统的风险应对方式日益局限化和式微。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通过改变劳动就业的方式、生产组合的方式、产业运作的模式等,使得整个生产与生活系统面临彻底消解的风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前景变得不可预期。互联网在给予个体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空间的同时,也日益成为非理性情绪的滥觞之地,给社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面对新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风险,党比较成功地建构和运用了战略性的民生建设模式。所谓战略性,主要意指在民生制度框架比较成型和稳定之后,民生建设更加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超越狭义民生范畴等特点。


 

其一,在认知层面,党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党从顶层认知上把民生建设的重要性与社会主要矛盾和风险的认识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其二,在民生建设中,党和国家开始日益重视对人民群众社会心态和社会预期的合理引导,强调民生建设的策略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其三,以合法性的塑造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为主要目标,加强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近年来,党和国家推动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其代表性的民生建设策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这一民生建设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人民对于党治国理政合法性的认同,有效化解了一系列潜在的风险。其四,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夯实民生建设的效果。在党的认识中,社会风险的防范、民生建设效果的实现和巩固还有赖于系统的社会治理创新。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创新,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防范和消解各类社会风险提供了系统性的战略支撑。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一个不同来源的风险不断生产和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党通过理性化的民生建设不断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过程。而民生建设对社会风险变迁的适应性建构,成为中国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有序的重要结构性原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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