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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

发布人:群推广 / 发布时间:2019-08-02 15:20:47    热度:733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在保守主义看来,现代性不断冲击和否定现代社会的秩序,保守主义努力维持这个秩序;而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那种理性的秩序否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它不断地挑战这个秩序。

 

如何化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

王晓升 |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的。在保守主义看来,现代性不断冲击和否定现代社会的秩序,保守主义努力维持这个秩序;而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那种理性的秩序否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它不断地挑战这个秩序。现代主义对于秩序的挑战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一种反映。现代主义文化的缺点是它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而保守主义却把新教伦理基础上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解决这里所出现的冲突的方法不是要放弃启蒙的理性原则,而是要从辩证法的角度反思工具理性,重构理性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纠正虚无主义以及保守主义中所出现的偏差。

在现代社会,保守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文化发生了冲突。如果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两者表现了人们对当前改革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不仅如此,这种冲突会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表现出来,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因此深刻把握这种冲突产生的社会根源,找出化解冲突的出路,就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现代性问题的出现

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与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社会,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观念。它开启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传统社会是通过宗教等传统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的,随着理性对于宗教的批判,宗教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那种神圣的力量。伴随着宗教的式微,原来借助于宗教的力量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也逐步解体。启蒙运动中所诞生的现代文化还把主体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笛卡尔那里就表现为“我思故我在”。个人的理性思考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好坏的标准。在这里,理性的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蕴含了一种个体性的原则。而这种个体性的原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需要的。启蒙文化所张扬的这种个体性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确证。然而,这种个体性原则却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黑格尔在分析这种自我观念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那个自我是“自己看自己”,它摆脱了一切对象。摆脱了一切对象的自我成为绝对的自我,纯粹精神中的绝对自我。与这种绝对自我联系在一起的是“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对于各种实体性的组织等采取了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黑格尔说:“于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由整体划分而成的那一切作为精神本质而存在的社会等级都被铲除了”。在这里,个人要完成一种普遍的事业,而这种普遍的事业由于缺乏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的意志决定。于是,这种绝对的自由最终走向了恐怖。一切神圣的、绝对的、对人有任何束缚的东西都被否定了。


 


 

当一切神圣的东西被否定,当传统上用来维系社会的等级制度被铲除的时候,社会陷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因此,社会需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过去的宗教系统,以便维系社会,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原来的等级制度被一种平等的个人关系取代了,个人被重新组织起来,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生产组织和社会机构。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在社会中,虽然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却是分离的。而在共同体中,人虽然是分离的,但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中,相互分离的个人是依靠一种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不过这种理性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逐步变成了合理化的原则。

按照韦伯的分析,这种合理化的原则成为组织生产、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严格的合理化要求被组织到各种社会部门之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韦伯的这个思想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韦伯那里,人们只是在商品生产的组织体系中以及在社会管理的组织体系中,按照合理的原则被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合理化的原则甚至深入到了家庭关系中。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情被彻底消除,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了。金钱关系被普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金钱关系就是按照合理性原则来进行计算的关系。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新特点。本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联系,但是如果用金钱来衡量这种社会性联系,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卢卡奇把这种关系概括为“物化”,并认为这种物化现象扩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传统社会依靠宗教或者与宗教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等级制度而把人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现在被一种合理化的秩序所取代。这种合理化的秩序本来是要实现人的自由的,但是其结果却约束了人,否定了人的自由。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冲突:一方面,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体系的要求,人应该接受这种秩序;另一方面,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又要否定这种秩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职业活动中就会兢兢业业、规规矩矩,而在职业活动之外,就会放浪形骸,追求最大的自我满足。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人应该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接受工具理性的规训。只有接受了这种理性原则的规训,一个人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另一方面,人又要冲破这种理性原则的要求,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实现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既要接受合理性原则的规训,又要不断冲破这种合理性原则。于是在现代文明中,人始终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困境。


 

个人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有它的社会基础。启蒙运动在弘扬理性原则的时候,这种理性原则越来越变成工具理性的原则。而这种工具理性原则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因此,在理性原则的推动下不断进行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这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于是,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秩序与反秩序的冲突。按照启蒙所确立的现代性原则,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变革、改革乃至革命。只有不断地变革,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文明才能得到不断发展。然而,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如何来保证社会秩序呢?当不断的变革、改革或者革命冲击各种规范和社会管理的原则的时候,人们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无序状态感到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哀叹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于是,这里就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改革和保守、左与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使传统社会也存在保守与改革的矛盾,但那是暂时的、局部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并出现在社会的所有领域。


 


 

虽然本文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为背景来说明现代文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同样也会出现。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上人们出现了分歧:维持社会规范还是不断变革社会规范。这种分歧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上层建筑意义的文化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反映了社会中的冲突。解决社会冲突的核心还是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又与人们对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态度,即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分析和解决文化领域中的冲突和矛盾是我们解决社会冲突、规范社会秩序所必须。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具体特征。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思潮。在文化保守主义之中,既有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温和的保守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要借助传统文化中某种“神圣”的、“绝对”的或者“权威”的东西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在西方社会,贝尔自称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说:“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他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针对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否定了神圣的东西或者权威的东西。而贝尔接受传统上已经被确立起来的价值立场,强调文化中应该有某种权威和信仰。只有这种权威和信仰才能被用来引导人的生活。否则人就无法理解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他说:“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人在生活中要有对绝对东西的信仰。而启蒙对宗教的批评否定了对绝对东西的信仰。


 

丹尼尔·贝尔


 

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是从波德莱尔等人开始的。这种现代主义文化在艺术上强调个人的精神和感觉上的体验。哈贝马斯说,现代主义表现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那么这种现代主义文化有什么特点呢?贝尔概括了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中一个核心的特点是它要颠覆资本主义的秩序。


 

贝尔说:“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按照韦伯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刚刚产生的时候,新教伦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存在着对神圣和绝对的东西的信仰,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了。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神圣”。从现代主义文学最初代表人物波德莱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他的诗集名为《恶之花》,体现了波德莱尔挑战秩序的特点。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真善美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善的东西才作为美而得到颂扬。然而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恶却具有审美的意义。他说:“那个真善美不可分离的著名理论不过是现代哲学胡说的臆造罢了。”他还进一步挖苦说,“真是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大家都用莫名其妙的语言说明那些荒唐的念头!”如果恶具有审美的意义,那么现代社会中被推崇的价值就需要被重估。显然,波德莱尔这种审美理论包含了对于现代社会中被推崇的价值秩序的否定。而他否定秩序的那种精神也受到了本雅明的重视。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中认为,波德莱尔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波西米亚人”的特点,或者说具有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的那种特点。他积极参加革命,而且具有“职业密谋家”的品格。他说,马克思对于职业密谋家的特点的描述,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波德莱尔的形象上”。而波德莱尔的诗歌是“煽动家的形而上学”。为此,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变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反文化”。


 

现代主义对于秩序的反抗,最终会走向颠覆一切价值,甚至走向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传统上,艺术作品是用符号表达意义的,我们从作品的意义中得到审美的享受。但是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更重视的是传播的媒介,而不是传播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不是被传播东西的意义而是形式,它用形式盖过了内容。这就如同现代社会中那些“标题党”,他们的文章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就用标题来吸引人。现代主义的艺术更注重作品形式上的刺激效果。当然现代主义虽然强调形式上的刺激效果,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内容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它推向极端,从而使艺术作品变成了纯粹的形式上的刺激,比如沃霍尔的作品《坎贝尔的罐头汤》。而当后现代主义文化变成一种纯粹形式的刺激的时候,它消解了一切意义。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这种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就表现为否定一切规则和秩序。现代主义文化的轴心是张扬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当这种文化放飞自我的时候,它会力图冲破一切界限。本来传统的宗教是用来约束人的心理本能的,但是,现代主义文化走向极端的时候,却“同魔鬼打交道”,突破一切底线,冲破一切规则的约束。

现代主义文化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从贝尔对现代主义的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一个根本点上出现分歧。保守主义强调对神圣、绝对东西的信仰,而现代主义恰恰相反,戏弄绝对和神圣的东西,它要同魔鬼打交道。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雷东曾经提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主张,将巴黎圣母院的塔尖换成巨大的玻璃祭瓶,一个瓶里装雪,一个瓶里装精液,以便把圣母院变成处女的性教育学校。因为这是文学家的倡议,人们也没有去计较这个事情,只当作是“傻子”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但是贝尔认为,兹事体大,它加强了“文化”“对‘社会结构’进攻的力量”。在这里,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现代主义是如何对社会结构进行进攻的?这种进攻的局限性表现在何处?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是在吸收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卢卡奇是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点。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全面的物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系统来说,这个系统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运行的。在商品交换的原则中,一切人的关系都变成物的关系,都可以通过价值量上的计算来进行安排。在这里,人失去了其主体的地位,成为类似于物的东西。对于卢卡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原则不会局限在经济领域,“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比如,在现代政府中,人们也是按照合理化的方法来进行组织管理,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位的需要被纳入管理系统中,人就成为这个系统中一个要素。按照韦伯的说法,国家和企业在基本性质上是一样的,“一个‘企业’就是现代的国家”。甚至司法判决也可以完全合理化。法官只要把相关的信息输入法治系统中,那么这个系统就会自动产生判决的结果。不仅国家的管理系统、司法系统都是按照合理化原则组织起来的,甚至人的心灵也被“物化”,“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总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出现了物化,人缺乏了自主性。


 


 

应该说,卢卡奇对于这种物化现象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点:人在物化体系中缺乏主体性。比如贝尔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只见角色不见人”。既然如此,现代主义文化那种张扬自我的精神不正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问题所需要的吗?这个社会把人按照功能系统的需要组织起来,而使人失去自主性。现代文化“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贝尔的问题就在于,他并不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只见角色不见人看作是一种弊端,而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新教伦理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一旦这种东西被破坏了,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就会被破坏,他固守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功能秩序。然而,这种秩序不是不可变革的。恰恰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文化的批判中,合理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项目型城市”。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化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要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合理化秩序。可是,打破了这个合理化的秩序之后,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人重新整合起来呢?现代主义是否定性的,并不提出建设的方案。现代主义文化在强调不断变革的过程中,走向了虚无主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的变革都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中问题而进行的。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变革,强调主体性虽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变革本身变成了目的,它就开始玩弄变革。这种变革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变革,就有走向虚无主义的危险。我们可以用“时尚”来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变革与虚无主义的关系。我们知道时尚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要不断革新。时尚的衣服就是要不断地革新才能引领社会的潮流。因此,在时尚的领域,过时就意味着被淘汰。但是,在迎合时代潮流而进行变革的时候,时尚的变革都是形式的变革。这就如同时装要不断地变革其形式一样。形式的变革实际上是玩弄变革,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变革。所谓的形式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就具有消解权威的作用。比如,如果上级机关要求学校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学校就按照要求把员工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这些等级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差别。于是上级机关的权威要求就被形式主义地消解了。也就是说,时尚具有颠覆一切权威、一切价值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当现代主义文化玩弄形式走向极端的时候,文化产品就失去所有意义,一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就会出现。实际上,虚无主义的出现是理性主义自身的后果。按照笛卡尔启蒙理性的观念,人可以怀疑一切,把一切放在自己的天平上。当理性怀疑一切的时候,当一切价值都被放在理性天平上加以重新衡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近于否定一切价值观了。贝尔说:“虚无主义正是理性主义的瓦解过程。”后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种瓦解过程的典型表现。它在价值观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再也无法给人生存的意义提供论证,一切价值都是可以被颠覆的,可以被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尔的下述说法是正确的:“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走向虚无主义是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缺陷。


 

这种现代主义文化如果转换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政治观念,那么这就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否定。如果说这种否定最初是针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话,当这种否定走向极端的时候,它就会玩弄变革,以变革为借口,而否定一切秩序,否定一切权威,甚至走向恐怖。

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及其界限

按照贝尔对于他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解释,文化保守主义要保持对神圣东西的信仰。对他来说,与神圣东西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得到维持。实际上,他要维护的是新教伦理的神圣地位。虽然贝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管理方式让人变成了经济系统中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系统的管理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必要的。在当代社会,我们究竟要不要这种合理化的管理呢?当然需要,没有资本主义管理的秩序,我们就无法提高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贝尔对于这种基本秩序的维护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贝尔的保守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贝尔将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那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现代主义文化。哈贝马斯在批评贝尔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时候指出,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精英式的反文化生活方式”。虽然文化在对抗资本主义秩序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能够“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贝尔本人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他说:“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身。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既然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那么贝尔为何要竭力批判现代主义文化呢?这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化确证了这种破坏的正当性(合法性)。在贝尔看来,社会秩序是由合法性来界定的。而现代主义文化确证了否定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性。既然破坏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文化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变革,对于这种制度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进行重新思考。文化保守主义却不愿意反思这个文化基础。这种保守主义无法为现行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其实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无法为现行秩序提供正当性的辩护,而且还在于它把某种文化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而不愿意对自己所坚持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比如,贝尔对自己所接受的新教伦理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不能维持社会秩序,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要努力恢复某种传统的文化观念。而在现代国家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问题。从9·11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为文化多元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甚至演变成为恐怖主义和民族仇恨。


 

本来保守主义是试图借助传统文化来实现社会整合的,但是当保守主义转变成为文化多元主义(或者宗教多元主义)的时候,它不仅无助于社会整合,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分裂。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化价值观领域是不存在共同的价值标准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的概念框架,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包含了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本来,文化多元论是被人们用来批判文化霸权的。然而按照文化多元论的观点,各种文化都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们之间不能进行对话,那么它们之间也就不能相互批判,相互交流。既然各种不同的文化不能相互交流,不能相互批评,那么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批判霸权文化的资格。如此一来,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只能接受文化霸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被整合起来呢?

重塑理性精神,解答现代性问题

按照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的分析,黑格尔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思路。从黑格尔开始,人们从三个不同的向度反思现代性:一个是黑格尔主义的右翼,它走向了一种保守主义;一个是尼采开启的后现代主义的思路;还有一个就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的思路。它既不同于保守主义,即试图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它彻底否定社会整合的可能性。这个理论思路就是要从理性的自我反思和实践中纠正现代性所出现的问题。


 

哈贝马斯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端是围绕着“理性”展开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理性否定了神圣的价值,甚至走向了虚伪主义而主张借助传统的宗教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贝尔所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要维持的是与新教伦理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资本主义秩序。更广泛地说,在保守主义看来,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失去了对于神圣东西的信仰,而只是注重自我满足和自我利益。这是不受信仰束缚的工具理性的不良后果。它要用信仰来引导工具理性。一般来说,温和的保守主义是要在承认工具理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用传统的力量来重新规范工具理性。而现代主义则是对于蕴藏在工具理性中的强制秩序的极度不满,最终甚至彻底否定了工具理性(如后现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争论的理论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工具理性及其所产生的问题。温和的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都认识到了工具理性自身的缺陷,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而不是彻底否定工具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与左派黑格尔主义是有共同点的:即纠正工具理性中所包含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纠正由于这种工具理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保守主义主张用信仰、用传统的力量来纠正工具理性的错误;现代主义用艺术的力量来纠正工具理性的错误,左派黑格尔主义则主张用理性的自我反思来纠正自己的错误。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就是用理性来纠正知性思维方式(工具理性)的错误的。这就是要用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理性概念来修正工具理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交换是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东西之间是不能被数量化而进行相互交换的。为了能够进行交换,人们就把使用价值悬置起来,而从价值量方面进行交换。本来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后来价值本身成为交换的目的。价值量方面的交换的背后存在着不能被量化的东西。而知性思维把不能被量化的东西都量化了。这种交换必然导致不平等。马克思揭示了等价交换背后的剥削(不相等的关系)。这实际上就从现代社会最基础的经济现实中揭示了知性思维所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之后的许多左翼思想家都从这个角度揭示了这种知性思维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阿多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哈贝马斯对于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实际上都是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后果的批判。


 

在批判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后果的同时,人们也自觉反思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改进工具理性的具体方案,但是,他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理性的思维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都是修正工具理性思维的具体方法。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工具理性思维方法是一种认识局部事物的方法。但是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还是要从局部走向总体。对于总体的认识必然包含了辩证法。在对物化进行批判的时候,卢卡奇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

按照康德的分析,理性有一种“自然倾向”(尽管这种自然倾向很不自然)。它要把知识系统化,要达到对总体、绝对的认识。这就是说,理性不满足于知性的科学认识,还有一种把握总体的倾向。但是,康德要人们在认识上限制这种自然倾向。在他看来,一旦人们追求全面系统的东西,追求绝对的东西,就陷入了矛盾。而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这个思想。他认为,理性就应该全面系统地把握事物、把握绝对。虽然这种认识中必然会包含矛盾,但是理性就是在解决矛盾中发展。阿多诺认为,理性一开始就是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要控制自然,同时又要承认自然,与自身的自然和解。哈贝马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后期的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是自我反思的理性,是独白式的理性,而交往理性就是要通过人们之间的商讨来达到真理。这种商讨实际上也是要不断调整我们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它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无论人们所提出的是哪一种修正方案,都是在承认工具理性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调整工具理性,或者说,把工具理性作为理性的一个要素,而不是用这个要素来代替理性中的其他要素。这就是说,在理性的重构方案中,人们对工具理性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自然要提出问题,黑格尔左派对理性的重构与保守主义、现代主义有什么差别呢?被重构了的理性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被工具理性所排除了的东西吸收到理性概念中。那些被工具理性排除了的东西,比如信仰、人的自然欲求等等似乎又在不同程度上被吸收到理性中来了。如果这样,重构理性的努力不是和保守主义、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吗?应该说,各种不同的重构理性的方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保守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比如阿多诺就吸收了尼采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阿多诺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在阿多诺的理性概念中,理性既要控制自然,也要和自然和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也没有彻底否定工具理性。他承认工具理性在系统领域的意义,反对把系统领域中东西用到生活世界中。从这里可以看出,重构理性的现代性方案中,人们都不是彻底否定工具理性,而是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来修正、重塑理性。这种重构吸收了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要素,但是又与它们有原则的区别。


 

如果我们这样来重构理性从而解决现代性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现代性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保守主义要用传统的力量,甚至传统的信仰来纠正工具理性。而重塑理性的方案则强调,虽然我们也要吸收传统的力量,但是我们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的东西,而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通过这种反思,把那些适合现代文明的东西吸收到现代文化中。而保守主义,甚至像贝尔这样的保守主义,却缺乏这样一种反思的态度。虽然重构理性的方案中承认对于绝对的东西的信仰的合理性,但是,绝对的东西必须作为认识的对象而纳入理性的思考之中。尽管这种思考会导致矛盾产生,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这种理性的思考却是必要的。现代主义的审美方案虽然也有助于我们重构理性,但是我们绝不是用审美的方案来取代理性。当阿多诺强调理性与自然和解的时候,这种和解必定包含了审美的要素,这种审美的要素可以用来纠正工具理性,但是,这种和解是不可和解的东西的和解。或者说,这种和解中是充满矛盾的。人既要控制自然,又要承认自然。


 

阿多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所继承的辩证法思想,在承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不断克服工具理性的缺陷。坚持工具理性而又限制工具理性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要在解决矛盾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性的事业。现代性的事业之所以还没有完成,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潜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从社会秩序的重构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理性的重构,那么现代社会需要不断地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必须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必须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凝聚共识,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如果这种理性思考出现什么困难或者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重构我们的理性,而不是否定或者放弃理性,靠简单地恢复传统来维持社会秩序,或者认为这种社会整合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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